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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
发布时间:2016-04-05 11:16:00 作者: 来源: 访问量:

 

 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形态,是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不仅具有深刻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在协商民主建设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一、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具有行业、专业、职业、第三方、灵活、扎根基层等独特优势,是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主体和社会基础。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组织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抉择,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战略取向,承载着社会组织的殷切期冀,对于团结带领广大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规范行业秩序,优化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目前,全国依法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近7万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约800余个。全国有1500多万家企业,其中世界500强和全国500强企业以及绝大部分规模以上企业基本都是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单位,在吸纳、动员、整合行业资源方面作用明显。行业协会商会能够获得来自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信息,具有专业、信息、人才、机制等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做企业想要做,但靠单个企业做不到的事;能做市场需要做,却又无人牵头去做的事;能做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去做的事,在单个企业力不能及、市场不能自我调节、政府不宜直接调控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有效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协商民主方面的作用,有助于加强行业调查统计、制定行规行约、强化行业自律、开展行评行检、规范市场秩序、促进价格协调、参与市场监管、快速应对国际贸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第二,有利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有效施行。大多数社会组织在某一方面具有专业性,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把听取社会组织意见建议纳入决策必经程序,集思广益,坚持求同存异,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一致和赞同的意见,也听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使社会组织的意见和主张在体制内得到充分、顺畅表达,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失误。同时,建立在相关利益群体协商、妥协与共识基础上的公共政策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施起来也更加顺畅。如果相关利益群体觉得其意见未得到充分的尊重,那么,再好的政策的实施落实也会受到抵制。

第三,有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组织植根基层社会,是党和政府沟通社会、联系群众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渠道。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民主建设,一方面可以让有怨气、怨言的人们有机会表达不满情绪,让想说话、提意见的人们有表达的空间。通过情绪的发泄、情感的抚慰、委屈的诉说,可以全面掌握矛盾的各类信息,帮助当事人“消消火”“降降温”,充当“出气筒”的功效,最大限度减缓矛盾的蔓延扩散,社会结构性张力就会逐步消解、式微,起到一种“预警系统”的作用,从而实现分化社会的有机整合、有机团结。另一方面,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吸纳、整合、协调、平衡各种利益诉求,为群众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开展社会协商提供组织化平台和渠道,让多元利益矛盾经由沟通而达成共识,经由协商对话得以化解,在政府与当事人之间竖起一道“缓冲带”“防护栏”“防浪堤”,起到“润滑剂”“缓冲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与当事人的直接对抗,避免因利益冲突升级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可以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

第四,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体”。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注、关怀环境保护,是社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目前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环境保护相关社会组织有6000多个,其中在民政部登记的有36个,在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有300多个,在设区的市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有700多个。这些环境保护社会组织在参与水资源保护、湿地保护、珍稀物种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沙漠化防治、环境污染治理、节能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与党委、政府、人大及相关利益群体广泛开展协商,在开展环保科学研究、环保知识宣传、参与环境监督、倡导公众绿色消费、推动环境政策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助手和参谋

二、我国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现状、典型做法和经验

一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协商机制初步建立。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在决策中还普遍与社会组织开展协商。比如,上海市规定,党委、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编制发展规划、进行重大决策过程中,采取调研、咨询、听证等形式,听取和采纳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市政府重要工作会议均邀请15家评估等级为5A的行业协会秘书长列席。广东规定各级政府建立与社会组织的信息交流制度,颁布公共政策前应广泛征求社会组织意见,并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规范。2009年,广东全省行业协会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协提出意见、建议1780条,被采纳538条。

二是社会组织作为专业性智库积极参与立法协商和政策制定。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比如,中华环保联合会全程参与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并获得了环保公益诉求主体资格。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促进中心作为起草组主要成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两次修订。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有关行业发展规划、行业标准和行业政策的制定工作,不少行业协会、学会是相关规划、标准和政策的实际起草者。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承担了国家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纲要等20多个文件的起草、修订工作,在国家产业政策制订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成为涵盖我国生产和流通、制造业等领域的重要宏观经济监测指标体系之一。

三是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协商和社会治理。上海市静安区建立“1+1+X”(街道党委加居委会加社区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在拆迁安置、旧公房加装电梯等政府头疼的“老大难”工作中均由社会组织作为协调方出面做群众工作,有效化解了矛盾,减少了上访。北京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4年办结3798件法律援助案件,服务农民工5963人次,帮助农民工讨薪3808万元,被服务的农民工无人继续上访。铜陵市企业家联合会与市人社局、总工会建立三方劳资协调机制,维护了劳资关系的和谐。郑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在的哥集体罢工过程中主动参与政府与的哥的协商,既维护了会员权益,又化解了矛盾,帮助政府解决了问题。和谐贵阳促进会动员民营企业家、宗教团体负责人、民主党派人士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共筹资6780万元,成功化解历史遗留和突出社会矛盾194个,惠及群众1.7万人,对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由一元向多元、由刚性向柔性转变进行了有益探索。

四是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渠道得到拓宽。近年来,上海、广东、云南、安徽、福建、湖南等省(直辖市)党委政府先后出台了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综合性文件,普遍要求增加社会组织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比例,广东还要求市(县)两级探索在政协中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比如,广东210家全省性行业协会的会长、秘书长中,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2名省人大代表、19名省政协委员。上海市2011年区(县)换届中有社会组织负责人有723人担任两代表一委员,其中78名社会组织专职人员均由民政部门推荐。

五是社会组织普遍开展会员间和行业内部民主协商。社会组织覆盖各行业、联系各方面会员,加强内部协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可以协调内部关系,培育协商文化,提高法人治理水平,还可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联合省医药行业协会出台《广东省食品药品行业自律管理标准》和《广东省食品药品行业社会责任标准》,有效解决了当地食品药品行业自律规范缺失的问题。安徽省饲料工业协会发起饲料企业质量安全倡议活动,有效地遏制了在饲料中非法添加有害物质的行为。

三、我国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是个新的领域,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是一些领导干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不到位,看不到社会组织联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缺乏足够信任,甚至敌视和反对社会组织发展。

二是社会组织缺少参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中社会组织代表比例偏低,且往往以企业家或其他行业精英的身份,而不是以社会组织身份参政议政,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还未普遍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对口协商机制,往往出现社会组织反映意见都找不到地方的现象。

三是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面比较窄,主要限于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政策的协商,公益性组织代表困难群体的协商作用得不到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形式往往限于征求意见,许多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发展规划的制定、重大项目的决策、重要资源的分配、重大决策的出台往往绕过社会组织,未能实现协商于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

四是协商主体不平等,政府部门往往把社会组织看作管理对象,往往出现“想协商就协商,不想协商就不协商”“领导认识谁就找谁协商,不认识就不找来协商”“喜欢谁就找谁来协商,不喜欢谁就不找来协商”的随意作为。征求意见往往走过场,社会组织提了建议也没有反馈,协商结果的应用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手段。

五是部分社会组织政社不分,代表性和公信力不足。不少社会组织缺乏职业化领军人才,参与协商民主的意识和能力不足。有的社会组织在经费筹措、资源整合、宣传沟通、组织协调和内部治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有效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四、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建议

基于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方面的潜力以及当前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根据社会组织自身特点和优势,我们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在下列领域的协商民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是社会协商。必须转变社会治理中的单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包打天下”的传统模式,发挥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推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应当积极培育发展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团结凝聚各方面群众的重要载体作用。政府主动让渡空间,切实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协商主体,让人民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二是行政协商。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协作关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息沟通交流机制,保障社会组织的知情权。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涉及行业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应当通过调研、座谈、听证、论证、咨询、公示,与有关社会组织充分协商。发挥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第三方的优势,委托社会组织评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预算决算执行效果、评估政府绩效。保障社会组织全程参与决策的形成、执行和实施效果评估。

三是立法协商和决策协商。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修订,发展规划的制定,行业标准和评估标准的制定,重大产业政策或公共政策的制定、涉及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项目论证、重要资源分配、重要价格调整列入社会组织参与的协商事项范围。有序发展民间智库性质的社会组织,支持学会、研究会以及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其参与协商民主建设的积极作用。

四是行业协商和群体协商。既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企业行为方面的作用,也要加强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协商以维护市场秩序,改善宏观调控。既要发挥职业类、联谊类等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组织在维护会员利益、反映相关群体诉求方面的作用,也要加强此类组织之间、此类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五是社会组织内部协商。在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层面开展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协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社会组织的代表性,提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以社会组织为平台,开展会员间的协商,组织会员就组织自律、行业发展、会员间利益协调进行协商,收集会员意见建议,凝聚会员共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六是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单独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无力应对。在国际事务处理、全球性问题应对、国际规则协商过程中,社会组织均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均重视社会组织的协商地位。目前,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社会组织有4000余家,而我国(含港、澳、台)仅有51家,与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因此,必须大力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协商能力的社会组织,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参与非政府间的各类协商对话,提升中国软实力。

为加强上述领域的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提高对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建设方面地位作用的认识。社会组织植根人民群众,是不同阶层、不同方面人民群众自愿组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新型组织载体,在动员组织群众、维护群众权益、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群众行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团结和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重要桥梁纽带。必须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渠道。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扩大社会组织代表的比例数量,各级政协会议设立社会组织界别,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依法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建议由民政部门负责社会组织代表、委员人选的推荐工作。

三是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尽快启动社会组织法立法工作。同时,在修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过程中应当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相关事务的权利义务,以立法形式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主体地位。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各级人大、政协应当设立社会组织联络员,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定期对话、专题协商、意见反馈制度,形成约束性、刚性的制度。

四是推进社会组织协商主体建设。推进政社分开,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建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建立一支以领军人才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专职人才队伍,切实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将居住小区业主委员会纳入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范围,维护居民合法权益,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探索放宽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登记,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智库。

五是把握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工作重点和步骤。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当前,可围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选择组织化程度较高、代表性较强的行业协会、联合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协商主体。同时,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培育协商理性表达、寻求共识的协商政治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杂志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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